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　　本報特約評論員傅達林
　　人們關註“槍下留人”案，除了因為其驚心動魄外，還隱含著對死刑判決的疑慮。在法治發達的社會，“槍下留人”並非實現結果正義的正途。
　　在法治背景下，每一次死刑犯臨刑前出現的“槍下留人”，都會引發輿論關註。近日，惠州中院召開死刑宣判執行會，一名死刑犯在宣判後大呼冤枉並稱有重大立功舉報，隨即上演了一幕“槍下留人”。
　　出於對剝奪生命權的慎重，我國立法設計了極其嚴密的死刑覆核程序，以確保死刑判決正確無誤，還規定了死刑執行前的暫停執行制度，以防錯殺。根據刑事訴訟法和2008年最高院《關於適用停止執行死刑程序有關問題的規定》，若行刑前發現判決可能有錯誤的，或罪犯揭發重大犯罪事實或者有其他重大立功表現，可能需要改判的，或罪犯正在懷孕的等情形，應當暫停執行死刑，並立即報最高院審批。
　　本案中，就是因為死刑犯行刑前喊冤並有重大立功舉報，才暫停了死刑執行程序，以重新進行裁決。這種非正常程序的啟動，凸顯出司法對生命權的重視，也體現了刑事執法的理性與謙抑。正因為有了這一道重新審查的環節，讓死刑判決更能經得起檢驗。
　　當然，在實踐中，也有死囚因為害怕而妄求“槍下留人”的現象，一些得以“槍下留人”的案件，最終結果往往還是伏法槍下。例如2002年發生在陝西延安的“槍下留人”案，以槍決前4分鐘最高院急令暫停執行而震驚輿論，並引起人們對死刑覆核程序的討論。在暫停130天后，死刑犯還是被執行槍決。這說明，我們不能將對司法正義的追求，寄望於行刑前的非常態化制度設計上，而應從正常的刑事司法程序入手，盡可能減少錯案的發生幾率。
　　實際上，人們關註“槍下留人”案，除了因為其驚心動魄外，還隱含著對死刑判決的疑慮。按照法治常理，經過嚴格公正的刑事司法程序，在“鐵證如山”的證據證明下做出的死刑判決，不容有絲毫的紕漏或可疑點，在這種情況下很少會發生“槍下留人”案。同時，“槍下留人”等於重啟刑事司法程序，相關司法成本也是巨大的。因此，刑事司法充分保障生命權的態度毋庸置疑，但也需要考慮司法成本，以及暫停執行對原有司法判決公信力的衝擊。也就是說，在法治發達的社會，在刑事司法公正的國家，“槍下留人”並非實現結果正義的正途。
　　因此，每一次對“槍下留人”的關註，都讓我們對司法慎重有了更為直觀的體會，同時也讓我們對司法常態程序機制抱有更大的期待。畢竟，法治秩序下的人們，不能將錯案的發現寄托於行刑前的最後一道關卡，而應扎緊正常刑事司法程序的籬笆，通過死刑覆核程序來有效發現疑點，阻隔司法正義的失陷。
　　相關報道見11版　　（原標題：不能將正義寄托於槍下留人）